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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社北京3月15日電 題:東西方文學作品中的龍有何異同?

  ——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譚佳

 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

  2024年是甲辰龍年,對龍的關注與討論一直在持續。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學作品中,龍的形象有怎樣的呈現?自古至今有何發展變化?從東到西,龍的描述有何異同?

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研究”首席專家譚佳研究員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,對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代表性的龍進行梳理和解讀。

  現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記者:我們經常談中國龍的歷史和文化,包括考古、習俗、藝術等。與這些領域相比,龍的文學話題有什么特別之處嗎?

  譚佳:龍在中國文學中的呈現,是中國龍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,它參與并體現著龍文化發展的基本輪廓:本土形成、佛教東傳和道教興盛后的發展、現代傳媒興起后的多元融合。

漢字“龍”的演變。上圖為二里頭遺址發掘的綠松石龍形器與青銅鈴。受訪者供圖

  同時,龍文學自帶張力與特點,在龍文化中獨樹一幟。相比其他領域,中國文學中的龍,高度體現中國文藝精神和文人的精神世界——他們的理想抱負、性格情操、想象能力,以及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的價值觀念等。

  概括而言,文學作品里的中國龍具有“十全十美”特點:一是最古老,最未來;二是能現實主義,能浪漫主義;三是最奇幻,最風靡;四是能圣能俗,能上天能入淵;五是能雌能雄,能陰能陽;六是最有人緣,“好友”最多(如形成龍馬精神、龍騰虎躍、龍鳳吉祥等固定的文學意象);七是最有團結力和凝聚性;八是最有跨文化性和可比性;九是最有傳播性和共鳴感;十是龍作為十二生肖中唯一虛構的動物,被視為中華民族祖先的圖騰。

火龍鋼花表演。佟郁 攝

  中新社記者:東西方最早出現龍的文學作品分別是什么?各自描述出怎樣的龍形象?

  譚佳:從狹義文學觀出發,我們能捕捉到的東西方最早相關文學作品分別是《詩經》與由《奧德賽》《伊利亞特》組成的“荷馬史詩”。龍在二者中的使用,代表了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不同文化氣質。

  《詩經》中的“龍”常等于“寵”,如《商頌·長發》有“何天之龍,敷奏其勇”;《鄭箋》有“龍,當作寵,寵,榮名之謂”;《周頌·酌》有“我龍受之,蹻蹻王之造”;《小雅·蓼蕭》有“既見君子,為龍為光”等。這些“龍”雖借為“寵”,但可以看到它最初的神圣感和道德意味。此外,《詩經》還出現龍旗、龍紋的描繪,如《周頌·載見》“龍旂陽陽”、《商頌·玄鳥》“龍旂十乘”、《魯頌·閟宮》“龍旂承祀”等。

譚佳研究員參加“‘龍年說龍:中國龍的文化闡釋’社科青年思享會”,介紹《文學里的中國龍》。受訪者 供圖

  在古希臘語中,“龍”和“大蛇”是同一個詞語,所以“荷馬史詩”中的龍形象大多也是巨大的蛇。如《伊利亞特》第二卷提到,“一條背生血紅鱗片的長蛇由奧林波斯大神送到陽光里,從祭壇下沖出……小鳥可憐地啼叫,被蛇一一吞食”,并用巨蛇來預兆特洛伊戰爭會打十年;《伊利亞特》第三卷提到,“有如一個人在山谷中間遇見蟒蛇”。

  “荷馬史詩”中這些蛇或龍,明顯有魔力和保護功能,令人害怕和敬畏。《詩經》里的龍雖隱有天威感,但文學風格上追求中和,可敬但并不令人生畏。

  中新社記者:作為中華文明代表,龍圖騰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,其在中國古代神話及文學藝術中是如何傳承發展的?發展過程中有何重要變化,有哪些鮮明特色?

  譚佳:文學里的中國龍大體上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。

  第一個階段是本土形成,即東漢以前的龍形象,大多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獸。除此之外,龍還作為天文意象出現在早期文字敘述中,如《周易》中提到“或躍在淵”“飛龍在天”“亢龍有悔”等,可看出商周時期的天文與龍意象的關系,這也是中國文學中龍的一個重要特點。到春秋戰國時期,《左傳》《莊子》時時采彩網站官方入口官網網站《韓非子》中開始出現人養龍、龍殺(咬)人、屠龍等生動情節。在文學風格上影響很大的是《楚辭》,龍成為瑰麗想象的重要元素,屈原以乘龍升天喻示自己志向高潔。

漢代青龍瓦當。陳碩 攝

  秦漢大一統后,文學中的龍隨時代發展進一步豐富,出現政治化、哲理化、神怪化等特點。政治化體現為襯托帝王的神圣,比如《史記》、漢賦中大量借龍來稱贊王權;哲理化方面,西漢劉向《新序·雜事五》中的“葉公好龍”是典型例子;在神怪傳統形成方面,《山海經》《淮南子》記載很多與龍相關的神獸,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文化功能。

北京通州宋莊鎮樹美術館“山海圖紀”展覽中呈現大量魚、龍、鳳作品,源于《山海經》中關于魚龍變幻的傳說。任海霞 攝2024年上海豫園“山海奇豫記”海經篇龍年燈會,以《山海經》作為藍本,呈現生肖龍與海洋動植物交織的奇境。陳玉宇 攝

  第二個階段是佛教東傳、道家興起后的龍文學,龍從神物發展到具有豐富的人格化特征。隋唐明清時期,龍在文學敘事中更加豐富,不斷通俗化、大眾化,比如經常出現有關龍女、龍子、龍宮、龍床等的精彩描寫;龍族的“勢力”還有井、河、江、海的大小區別,與天宮、地府等一起,形成可與人間相對應的等級世界,《西游記》就是典型代表。

  作為詩詞意象的龍也愈發成熟。比如李白詩歌創作中的龍形象千姿百態,是他濟世安民、隱逸出世兩種處世情懷的內在表現。在韓愈《龍說》、柳宗元《謫龍說》等作品中,以龍喻志的傳統得到傳承。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中不僅設有《龍》篇,《羅剎海市》還描述了羅剎國、龍國這兩個一切相反的國度,在龍的國度一切都是美好的,作者借此表達對現實的嘲諷和批判。

譚佳研究員參加“‘龍年說龍:中國龍的文化闡釋’社科青年思享會”,介紹《文學里的中國龍》。受訪者 供圖譚佳研究員參加“‘龍年說龍:中國龍的文化闡釋’社科青年思享會”,介紹《文學里的中國龍》。受訪者 供圖

  第三個階段是現代傳媒興起后,龍形象的多元融合。伴隨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的轉型,受西方文化影響,文學里的中國龍既有傳統文化符號意象,也保留其佛道教意味,又不斷融入西方文學的“屠龍”主題,不斷走向大眾化和類型化,如金庸武俠小說《倚天屠龍記》《天龍八部》等。當下,修仙、奇幻、穿越、科幻小說中都有龍的身影,中國涌現了很多以龍為主題的網絡文學作品,其中一些被譯介到海外,起到很好的文化交流與傳播作用。

  此外,圍繞龍神話的研究,成為知識分子文藝追求和家國情懷的體現,這也是中國龍文學的一大特點。抗日戰爭時期,文學家和批評家聞一多通過對龍神話的研究,以“龍圖騰”發揮出團結鼓舞國民的巨大作用。在中國臺灣,文學中的龍元素也很常見,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同享“龍脈”。

中國郵政發行《甲辰年》特種郵票,圖案名稱分別為“天龍行健”和“辰龍獻瑞”。泱波 攝

  中新社記者:東西方神話及文學作品中的龍,相互間有何互動與影響?到了現當代特別是互聯網時代,東西方文學作品中的龍將如何融合發展?

  譚佳:東西方龍神話及龍文學之間的影響,有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。顯性如五時時采彩網站官方入口官網網站方龍王與四海龍王的觀念,就是佛教東傳和本土化之后才發展興起的。隱性則是大量的史前東西文化交流。比如,從史前到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早期,歐亞草原游牧社會中盛行各種統稱為“格里芬”的有翼神獸形象,東傳至中原后,對先秦至魏晉時期的中國文學與神話敘事產生影響。

廣西柳州市舉行“龍王出游”活動,巡游隊伍抬著龍王塑像沿柳江巡游。韋國政 攝

  在融合發展方面,西方龍的文學屬性特點非常鮮明,對現當代的龍文學影響很大。

  西方神話中有豐富的龍形象,比如古希臘的赫西俄德在《神譜》里描述龍為地母蓋亞之女所生,是一個蛇身仙女。隨著《圣經》的巨大影響,尤其在中世紀,歐洲各地神話傳說中豐富的龍,逐漸統一成有魔法的或邪惡的龍形象,貫穿在眾多西方文藝作品中,屠龍成為一類經典主題。騎士文學和探險小說也特別喜歡使用龍意象,有助于體現主角的英雄形象和不凡經歷。由此,西方文學的龍形象漸漸被固化:蜥蜴似的爪子和鱗片,有翼且會噴火的怪獸,它們守護財寶,貪婪兇狠,可能吃人并縱火。

  在此傳統下,對龍魔力的強化、屠龍主題的不斷延伸,仍是今天西方奇幻小說的特點,如《魔戒》系列中阿爾達的龍、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中的火龍、《冰與火之歌》中與異鬼類似的龍等,它們基本屬于魔法界的魔法生物。

美國動畫電影《馴龍高手》中的龍形象。王磊 攝

  當下,中國眾多以屠龍為主的穿越小說、科幻小說也大多把龍視為神怪或魔法之物。在文學藝術的架構與主題方面,如何更好地呈現傳統中國文學的龍特點,還可再深耕。中國文學的龍形象和龍主題所承載的天地精神、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等問題,如何有效傳承發展,值得進一步挖掘。

  中新社記者:您對東西方文學中龍形象的未來發展趨勢有何研判?有什么期待?

  譚佳:東西方龍文學的未來發展態勢,可以結合當下的文化變革來看。當今文化以網絡電子媒介為核,在數字時代和人工智能(AI)沖擊下,人類自我表達和交流方式正在發生飛躍,紙媒寫作和網絡寫作甚至AI寫作并存。因此,不難判斷,動漫化和影視化的龍,必然更快速普及于社會大眾;有文化意味的“內涵”龍,和作為數據庫寫作素材而存在的“普通”龍并存;文以載道的龍和以電子游戲模式創作的龍同在;神圣的龍和萌味十足的龍并存。總之,非中心的、打破國別的、多元和跨界的龍文學,與旨在宏大敘事、有現實主義指涉的作品會平行發展。

  在這方面,我個人主張和而不同。文學創作應鼓勵更深入的對話,增進交流互鑒。

  受訪者簡介: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譚佳研究員。孫自法 攝

  譚佳,哲學碩士,文學博士,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,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,博士生導師,從事早期中國思想史、比較神話學、文學人類學研究。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、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,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研究”首席專家,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理事會副理事長,已出版學術專著4部,編著1部,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,多種著述被翻譯為英、日、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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